[비즈한국] 在尹錫悅政府執政中期，國防指揮部再次換帥。儘管國防議題比任何一屆政府都更處於政治爭議的中心，但現實是，針對我們真正重要的國防課題，缺乏足夠的質疑與討論。
因此，本文旨在整理出當前包括國防工業在內，可能令我們感到吃驚的議題，並以一種“預防針”的概念，簡要探討這些議題為何變得重要以及如何解決。筆者梳理了一份“三大安全議題核對清單”。
第一個議題是關於海外情報收集的重建。所謂的“國防情報本部（DIA）黑牌特工洩密”事故及與情報本部內部訴訟相關的議題接連成為話題，但輿論僅關注洩密的事實，而缺乏對未來該如何作為的討論。
結論先行，目前海外情報作戰活動及為此派駐海外的非公開人員仍在一線努力工作。因為海外情報作戰本身一直是由國家情報院（國情院）與國防情報本部各自承擔部分職能或分工執行任務。
問題在於，並非從事海外情報收集工作的非公開人員（即“黑牌特工”）消失了，核心問題是原本二元化運作的國情院與情報本部非公開情報收集活動，實際上被整合在了一起。
海外情報作戰雖說是“作戰”，實際上為了獲取情報，會嘗試並實施人類所能想象的一切行為。雖然諜戰電影中的情報行動多有誇大，但電影中特工的行徑反而比現實中省略的更多。根據情報獲取的方式及數量的多寡，情報的可信度與獲取時機都會發生變化。
此外，在情報作戰中，海外情報作戰不僅要確保獲取情報的量，更重要的是確保其可靠性。而防止這一點被破壞的最佳方法，就是讓互不相干的獨立主體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展情報收集活動。人事權隸屬不同的組織，其情報作戰的傾向與行為方式會截然不同，這會讓對手的反間諜（Counter-Intelligence）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問題在於，無視這種狀況，當由單一組織全權負責海外情報收集任務時，極易遭到對手的逆向追蹤、操縱或反間諜活動。雖然目前擴大海外情報作戰人員、即增加“黑牌特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是將海外諜報任務及非公開作戰人員的培養全部歸攏至國家情報院，但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失誤。
當然，如果情報作戰的源頭過多，因內部利益及權力問題導致互相牽制嚴重，有時也會產生政治紛爭。海外也有不少像英國那樣實現內外統一的國家。但這種方式並不符合我們的實際情況，我們曾因統一化經歷過許多問題。
因此，不應盲目地將海外情報收集路徑維持在單一機構，而是應透過多渠道培養從事海外非公開情報收集的特工，讓在人事權上相互獨立的組織進行合作與相互驗證，這才是此次“國防情報本部黑牌特工洩密事件”的解決之道。
第二個安全議題是對“防務出口200億美元”的過度執念。韓國防務出口在過去10餘年間一直未能突破30億美元大關，直到2021年激增至73億美元，2022年達到173億美元，但2023年上升勢頭有所減弱，為130億美元。
在此情況下，現政府自今年年初便喊出“2024年防務出口200億美元”的目標，由總統室主導，要求政府和國防工業企業為防務出口“全力以赴”。今年6月，總統室已主持召開“第五次防務出口戰略評估會議”，並公開宣佈將戰略性支援防務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我不禁懷疑，“防務出口200億美元”這一數字似乎並非為了增強韓國國防力量或促進防務工業發展而設。比起數字，防務工業的根本目的更為重要。
防務出口的首要目的是突破國內市場在訂單量與獲利性上的侷限，確保防務工業的增長動力。其次是透過我們優秀的武器系統，確保盟國或合作國家的安全，併為國際和平做出貢獻。最後，透過出口確保經濟性並提升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最終以低廉的價格為我軍提供優質武器。
換言之，為了擴大防務出口，以總統室為中心，政府和企業齊心協力在出口市場展開競爭固然好，但必須在國際秩序內，避開可能引發司法問題的交易，穩步推進防務出口。
我們之所以在防務工業上全力以赴，是為了防務工業的增長和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為了讓防務出口對我們的防務工業或國家安全產生副作用。
當然，筆者一貫主張為了防務出口應體諒並支援出口國的情況，即使這與國內部分輿論相悖，也應堅持推進。在波蘭或印度尼西亞的防務合作中，國民批評的所謂“韓國不利的交易條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其他國家在出口時也會經常遇到的情況。然而，遵守國際準則又是另一回事。
中國是代表性的不遵守此底線的國家，中國盲目的防務出口惡化了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併產生了削弱自身外交立場的副作用。例如，當中國表現出向中東國家非法轉移導彈技術的動向時，2021年12月美國CNN對此進行了報道，美國總統拜登隨後表示將對相關參與機構實施制裁。
最後需要關注的安全議題是與認知戰相關的議題。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是與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常被混淆的一種新概念戰爭方式，雖然心理戰與認知戰在同屬涉及人類心理的軍事作戰這一點上相似，但兩者有諸多不同之處。
認知戰的核心概念是，假設利用當前的認知科學、心理學和腦科學可以操縱人的行為與思想，無論戰爭發生前還是發生後，它都旨在改變我方人類的認識與判斷，使其對我方有利，同時改變對手的認識與判斷，使其處於不利境地。
簡單來說，就是將發達的營銷手法、組織文化管理技巧應用到戰爭與戰鬥中。例如，當前實施的認知戰為了挫傷敵方士氣，會生產並大量散佈能降低敵方領導層信任的資訊、誇大我方軍力以引發敵方恐懼的資訊、透過干擾決策使敵方軍事指揮部做出錯誤判斷或導致其無法執行真正重要戰略的資訊，並讓敵方深信這些資訊為真。
認知戰的概念早在幾年前就以美國為中心被提出。據稱，美國的敵對國家也在積極使用該手段。平時期最著名的認知戰案例，是俄羅斯為干預美國大選而在社交網路上散佈虛假資訊。在目前正在發生的烏克蘭戰爭與以巴戰爭中，認知戰也得到了廣泛運用。
我軍最近也關注到了這種認知戰動向，正在進行大量的研究與努力。問題在於，認知戰概念不同於心理戰，它不僅要針對敵國，還要針對我方國民。在認知戰情境下，必須積極向國民宣傳我方的重要性和活躍表現。實際上，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曾透過網際網路直播公開自己在首都基輔街頭行走的畫面，以此緩解了國民的不安情緒。
問題在於，這與政治緊密掛鉤，因此需要謹慎的選擇與行動。例如，在以巴戰爭中，以色列在社交網路上支付廣告費用，展示遭受哈馬斯攻擊而痛苦的國民影像，在認知戰中表現活躍，但目前卻在哈馬斯面前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
戰爭初期，全世界親以色列示威與反以色列示威不相上下，但目前反以色列示威正在全球範圍內擴散並持續進行。世界各國政府也普遍很難輕易與以色列保持一致。
當初在認知戰中佔據優勢的以色列最終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陷入被動，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將重點放在了“政權安全”而非“戰爭目標”上。為了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本應講述以色列受到的傷害與困境，但為了維護政權，卻試圖說服極右勢力認為這場戰爭很有必要。由於將認知戰的焦點放在了後者而非前者，以色列不得不承受巴勒斯坦民眾與國際社會的憤怒。我們也有可能陷入這樣的境地。
以上整理了我們目前面臨的三大安全議題。這三個議題雖然看起來是獨立的內容，但實際上相互關聯。我期待我們的安全政策在制定時，能考慮到若僅關注眼前議題與當下的目標，最終可能會導致國家利益受到重大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