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我首先得向Coupang道個歉。我不該寫那篇專欄（相關報道：[桌面專欄] Coupang 3370萬條個人資訊洩露事故“並非大事”）。當時我寫了“並非大事”，還寫了“最終會悄無聲息地過去”。那篇文章的結果可能反而讓Coupang放了心。他們或許因此認為這是一個可控的事故，只要堅持一下就能度過難關。雖然不知道那篇文章在Coupang內部哪裡被分享過，但如果擁有決策權的人哪怕產生了一點這種想法，我也很難推卸專欄的責任。
當然，一篇小小的專欄並不會左右像Coupang這樣大企業的危機應對策略。我只是誤以為自己太瞭解韓國社會消費個人資訊洩露事故的方式了。事故很大，應對平庸，輿論很快就會冷卻。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所以我以為這次也會一樣。
個人資訊洩露本身確實依然不算什麼大事。雖然3370萬條這個數字很大，但數字大並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會變大。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事故，而在於善後。現在，個人資訊洩露事件在大眾和消費者的腦海中已經變得模糊。取而代之填補這一空白的，是自詡為全球企業CEO金範錫的“傲慢”。
按照通用的危機管理手冊，金議長本應出席國會，誠懇地低頭道歉。無論是否出於真心，低頭並反覆表示歉意，這才是大企業給消費者提供寬恕名分的“典型場景”。國會不是審判的法院，而是國民視線所及、想要確認責任人態度的場所。那些比Coupang更龐大的大企業掌門人之所以堅持低頭，都是有原因的。
美籍金範錫議長太小看韓國社會了。從這一點開始，事態的性質發生了180度轉變。現在韓國消費者留下的情感，不再是因個人資訊洩露帶來的“不安感”，而是對Coupang這家企業的“不悅”。確切地說，是對Coupang究竟有多麼輕視韓國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制度，乃至韓國消費者感到不悅。
金議長以全球業務為藉口拒絕出席國會。然而，Coupang 90%的銷售額來自韓國。物流中心、勞動者以及受害的消費者都在韓國。這家沒有韓國市場就無法生存的企業，卻在需要承擔責任的場合，突然戴上了“全球企業”的面具。賺錢時是韓國企業，擔責時就是全球企業，這種所謂的“選擇性全球主義”在韓國人看來只是欺騙。甚至派出一名韓語生疏的外國高管作為替身，更是最差勁的一手。
國會是一個將這種精心計算的規避視為最大侮辱的空間。目前展開的連番攻勢，與其說是對個人資訊洩露的憤怒，不如說是被一家企業所輕視的情緒反彈。連限制入境都被提及的過度應對，也正是這種情感宣洩的延伸。
金範錫議長的這種自信究竟從何而來？答案在於Coupang在韓國市場的壟斷地位。消費者在使用Coupang時心裡並不好受。因為他們深知，由於沒有兼具次日達和價格競爭力的替代品，即便有不滿，最終也只能再次開啟Coupang應用。這種確信使金議長產生了“就算我不出來，不解釋，消費者也不會離開”的錯覺。
壟斷總是迎來相同的結局。當市場的牽制失效時，政治最終會揮刀相向。這正是現在國會朝野政治人物異口同聲的原因。大家共享著一種“平臺恐懼”，即Coupang這一平臺變得太龐大，同時也變得不可替代。既然“現在必須收拾”的政治共識已經形成，Coupang很有可能付出前所未有的慘重代價。
最重要的是，Coupang和金範錫議長無視了韓國社會要求的最低禮儀。在市場上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企業，最終被政治和大眾的審判所懲處的案例不勝列舉。這不僅是對Coupang，也是對所有壟斷平臺發出的強烈警告。在韓國賺錢卻小看韓國的代價，永遠比想象中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