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3月10日，德國生物技術領軍企業BioNTech釋出了一則不同尋常的人事公告。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Uğur Şahin和首席醫學官Özlem Türeci宣佈，他們將在合同期滿後的2026年底離職，並創辦一家專注於下一代mRNA技術的新公司。BioNTech曾在新冠大流行期間與輝瑞（Pfizer）共同開發了新冠疫苗，從而享譽全球。
此訊息一出，市場立即做出反應。公告當天，BioNTech的股價暴跌了約22%。不過，這一跌幅並非僅由創始人離職導致。當天公佈的2025年第四季度業績低於市場預期，且2026年的年度營收預期（20億至23億歐元，約合3.4萬億至3.9萬億韓元）也大幅低於市場專家的預測，多重利空因素共同造成了市場動盪。
重回拓荒者之路，連鎖創業的歐洲生態系統
這一新聞之所以引人注目，並非僅僅因為管理層的更迭。在歐洲初創企業生態中，已經成長為大型企業的創始人選擇迴歸初期研究階段，這種情況非常罕見。BioNTech不僅是一家全球上市公司，更憑藉大流行期間積累的雄厚現金儲備，成為了一家積極推動抗癌藥和免疫療法開發的大型生物製藥企業。截至2025年底，公司持有約172億歐元（約合29.2萬億韓元）的現金、現金等價物及有價證券，即便錄得11.4億歐元（約合1.9萬億韓元）的淨虧損，公司依然保持著大規模的研發投入。
創始人的解釋很明確。隨著BioNTech將重心轉向後期臨床開發和商業化階段，他們發現自己難以有足夠的時間投入到擅長的初期研究與探索中。兩人在聯合宣告中表示“準備再次成為拓荒者（ready to become pioneers again）”，並宣佈新公司將專注於人類臨床試驗前階段的初期mRNA藥物研究。BioNTech目前正在研究向新公司轉讓部分mRNA相關權利及技術，以換取該公司的少數股權及基於績效的回報。兩位創始人計劃保留其在BioNTech約15%的股份，因此這更像是一種職能分離，而非完全分道揚鑣。
這一決定表明，初創企業創始人的角色可能會隨著企業成長階段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在生物領域，隨著專案轉向後期臨床、監管審批、生產和商業化階段，組織結構趨於複雜，決策速度往往會變慢。對於Şahin和Türeci來說，這是他們的第三次創業。兩人曾於2001年聯合創立了Ganymed Pharmaceuticals，後以4.6億美元（約合6700億韓元）的價格出售給安斯泰來（Astellas）。隨後於2008年創立了BioNTech。此次新公司的成立，是他們“連鎖創業（serial entrepreneurship）”經歷的延續。
成長型公司的課題：生物製藥公司的產品管線
從短期來看，BioNTech面臨的風險顯而易見。德國資產管理公司Union Investment的基金經理Markus Manns在評論創始人離職時表示，這是“非常糟糕的訊息，留下了許多疑問”，並稱BioNTech正在“失去心臟與靈魂（heart and mind）”。美國投資銀行Leerink Partners在評價此次轉型為“符合邏輯的步驟”的同時，也質疑了BioNTech在失去創始人的情況下，能否有效地重複並擴充套件其開發方法。特別是考慮到BioNTech在大流行後正面臨從單一新冠疫苗生產商向多產品生物製藥企業轉型的挑戰，兩位創始人的同時離開無疑加劇了戰略延續性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公司表示抗癌藥管線和新冠疫苗業務不會受到影響，並已啟動繼任管理層的遴選程式。新任執行長的招聘條件包括“後期臨床開發及商業化執行經驗”。BioNTech的目標是到2030年成為擁有一系列產品的商業化生物製藥公司，截至2026年底，公司已有15項腫瘤學臨床三期試驗正在進行中。臨床三期（Phase 3）是新藥開發的關鍵關口，旨在針對數百至數千名患者大規模驗證實際療效與安全性。只有透過這一階段，藥物才能獲得監管部門批准並投放市場。
2025年，BioNTech與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 BMS）簽署了一項規模最高達111億美元（約合16萬億韓元）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以加強下一代抗癌免疫療法管線。這一舉措與公司希望將自身重塑為一家能夠結構化運作資本、臨床及商業開發，而非單純依賴創始人個人科學能力的平臺型企業的願景相一致。
在生物製藥領域，產品管線（pipeline）是指當前正在開發的新藥候選物列表及其開發階段。對於普通製造業而言，工廠和裝置是核心資產，但對於生物製藥企業，“未來能賣出多少藥”決定了公司的價值。一種新藥的壽命受專利保護期限制，而開發一種新藥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和數千億韓元的投入。因此，投資者看重的不是當前的盈利，而是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藥物未來的銷售潛力。換句話說，產品管線就是未來營收的預告片。通常，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真正能上市的比例僅為10%左右。因此，候選物越多、開發階段越靠前，風險就越分散。
就BioNTech而言，為了降低對新冠疫苗單一產品的依賴，積極擴大抗癌藥管線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投資者之所以對創始人離職反應敏感，正是因為他們認為管線的成敗歸根結底取決於創始人的科學判斷力。
在歐洲生態系統中留下新評價的創始人
這一案例從歐洲，特別是德國初創企業生態系統的視角來看具有重要意義。長期以來，歐洲一直被評價為“基礎科學強大，但缺乏將其培育為大型企業的能力”。BioNTech是打破這一刻板印象的罕見案例。這家從美因茨（Mainz）起家的科學初創企業不僅成為了全球應對大流行的核心，目前還在執行將重心轉向抗癌藥物的戰略轉型。創始人們再次創辦新公司，這可以解讀為一個訊號：一次成功成為了下一次創新的資源，而成熟企業正在成為新初創企業的技術基石，生態迴圈結構已開始運轉。
從mRNA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一選擇的背景也容易理解。雖然新冠疫苗驗證了mRNA的商業化可能性，但在下一代癌症治療、個人化免疫療法、非傳染性疾病適應症拓展以及遞送系統（delivery system）技術改進等方面，仍有許多尚未在臨床上得到驗證的廣闊領域。新公司瞄準的正是這一初期探索階段。不過，新公司的名稱、總部地址和預算規模等具體細節尚未公開。
這一案例也為韓國初創企業生態系統提出了一些問題。人們傾向於將創始人的成功路徑簡單地理解為“經營企業直至壯大”，但對於深度科技（Deep-tech）和生物領域而言，創始人的比較優勢往往在於初期探索和假設驗證階段。企業成長的每個階段都需要不同的能力，創始人根據變化調整自己的角色，對整個生態系統而言可能更為高效。BioNTech的案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應將創始人的離職視為企業的失敗，還是技術創新系統的一個必要迴圈週期。
作者李恩書（音譯）在韓國攻讀法學，並在柏林學習戲劇。她現居柏林這座藝術之城和歐洲初創企業中心，與城市共同成長，並領導著致力於連線韓國與德國初創企業生態系統的123fa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