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每逢夏季，韓國總會面臨因電力供應預備率不足而導致的各種大規模停電風險，即“停電恐懼”。隨著氣候危機的加劇，酷暑的頻率和強度顯著增加，導致包括空調在內的夏季降溫電力需求激增。過去，政府和電力部門每當遇到此類危機時，主要依賴於增加發電設施建設或開展全民節電運動，即透過擴大供應或呼籲區域性節電的方式來應對。
然而，近期“能源休假制”作為一種新的氣候-勞動綜合議題迅速崛起，主張透過增加勞動者的夏季集體休假來調節電力需求本身。其核心概念是，透過延長耗電量大的大型工廠的休假時間，在降低電力使用的同時，保障勞動者在極端高溫下的健康權。這被認為是一種將減排溫室氣體、穩定電網以及保障勞動者休息權相結合的替代方案。
資料顯現“能源休假”的成效
在7月8日全國金屬工會和綠色聯合於首爾中區金屬工會會議室舉辦的“能源休假制研討會”上，展示了有關能源休假有效性的資料。人們往往容易認為一年中氣溫最高的8月第一週電力供需會達到極限，但實際資料顯示，此時的電力供應預備率反而明顯更為寬鬆，呈現出一種反常的規律。這是因為韓國大型製造業公司多集中在這一時期進入夏季休假，工廠開工率大幅下降。
在韓國，工廠等工業用電消費佔比接近總用電量的一半，其中汽車和造船等大型製造業的佔比尤為突出。因此，當電力消耗規模巨大的大型企業集體停工休假時，會產生顯著降低全國電力需求的效果。
2018年7月末和8月中旬，在創下歷史紀錄的高溫天氣期間，電力需求曲線清晰地展示了這一效果。當時在7月末，儘管酷暑氣溫接近40度，但電力供應預備率卻比前一週更顯寬裕。相反，在現代重工業員工休假返崗後的8月13日，雖然氣溫有所下降，但預備電力卻跌至10%以下。這顯示了集體休假對消除大規模工業電力負荷的影響。
脫增長與替代研究所所長金賢宇（音）估計，由於這些大型工廠及其相關的合作企業同時進入休假，在電力高峰時段額外確保了約5GW左右的供應預備力。這相當於多臺核電站的發電量，意味著政府無需增加電力設施，僅透過調整休假日程即可實現電網穩定和溫室氣體減排。
金賢宇所長解釋說：“資料顯示，大型製造企業的集體休假已經為電網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企業角度來看，透過電力需求響應（DR）制度，還能獲得休假結算補貼，這也是一大優勢。”
在海外，類似的“氣候休假”討論和實踐也在具體化。臺灣政府為了在發生極端高溫時減少總電力消耗並保護勞動者，正在推進“高溫休假制度”立法，參考了過去在臺風期間實施的休假制度。英國工會聯盟（TUC）與環境團體也聯合開展了為保護酷暑中勞動者的“高溫罷工（Heat Strike）”運動，要求實施氣候休假制度。
宏觀層面共識…需考慮“休息的兩極化”及工資問題
然而，要將能源休假制在現場全面落地，還面臨不少現實挑戰和課題。據能源氣候政策研究所針對金屬工會代表的調查顯示，超過80%的受訪者對引入能源休假制的必要性深表贊同。除減少碳排放的宏觀名義外，勞動者們對該制度能夠確保個人和家庭的閒暇時間，從而提升生活質量這一直觀功效寄予厚望。但同時也提出了阻礙制度落地的現實擔憂。
最大的不安因素是大企業與中小微轉包企業之間的“休息兩極化”現象。有組織且資金充裕的大企業相對容易擴大休假或調整生產，但經營條件惡劣、交涉力弱的小微轉包企業勞動者可能會被排除在制度之外，從而導致差距進一步擴大。
另一個問題是製造業現場獨特的工資體系和就業不穩定問題。韓國製造業的工資構成中，基本工資相對較低，主要依賴加班和特殊勤務津貼，因此勞動時間的減少會直接導致總薪酬的下降。實際上，在許多勞動者為了保障收入而主動放棄休假申請加班的情況下，如果缺乏工資補償措施，強行擴大休假可能會招致現場的牴觸。
金屬工會浦項分部副部長李相燮（音）在研討會上表示：“在自動化、電動化、數字化持續推進的情況下，勞動者擔心離崗期間職位會被替代，或者會有不穩定就業崗位湧入。制度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不僅需要勞資間的協商，還必須伴隨社會討論與共識，或是政治和制度上的強制手段。”
因此，輿論認為，要讓能源休假製成功紮根，不能僅止於勞資雙方關於增加休假的協議，還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周密的結構性政策設計。專家強調，政府應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並開發出一種社會聯合型集體協議模式，使原包商和轉包企業能夠共同停產，安全休息。對於半導體或石油化工工廠這類難以一次性停工的24小時連續作業行業，則需要針對不同行業進行定製化設計，例如將定期檢修日程集中安排在夏季電力高峰期，以進行分階段的生產調整。
忠南研究院高階研究員餘亨範（音）表示：“如果僅提出能源休假制對電力需求管理的貢獻，可能難以獲得勞動者的參與動力和社會正當性。需要發揮想象力，將其擴充套件為與工作場所綠色化及地區社會氣候實踐相關聯的各種活動，打造‘勞動者氣候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