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據瞭解，電影《希望》雖以15年前在歐洲經歷的陌生感作為基礎，但正式策劃始於10年前。所謂10年前，正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當時韓國電影的環境對於《希望》這類電影的誕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疫情前，韓國電影界正處於全盛時期。觀影人數連續突破2億人次大關。不僅是電影《釜山行》（2016）、《計程車司機》（2017），連2019年動員1626萬觀眾的《極限職業》等電影每年都能突破千萬觀影人次，市場佔有率也領先於海外電影。商業電影的投資回報率幾乎達到9%，國際地位也處於巔峰，奉俊昊導演的電影《寄生蟲》更是斬獲了金棕櫚獎和奧斯卡獎。
或許正是受這種氛圍影響，作品規模不斷向大製作靠攏。40部純製作費在30億韓元以上的商業電影，平均製作費達到了103.4億韓元。加之電影《鳴梁海戰》此前動員了1700萬觀眾，創下了國內外電影綜合票房第一的紀錄，市場氣氛十分鼓舞人心。
《鳴梁海戰》的製作費約為200億韓元，但錄得1350億韓元的銷售額，投資回報率超過了2倍。金漢珉導演的“李舜臣三部曲”正是源於韓國電影界的這種自信。該系列原計劃作為李舜臣三大海戰三部曲進行策劃，隨著第一部《鳴梁海戰》的票房成功，第二部《閒山》投入了1.5倍的製作費，打造成了310億韓元的大製作。然而疫情後的情況卻導致了遠不如前作的結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崔東勳導演的《外星+人》正在製作中。雖說確實是大製作電影，但結構與以往不同，分為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投入340億，第二部投入370億，總製作費高達700億韓元，如果算上宣發費用，投資額相當於800億韓元。換句話說，就是用800億韓元的製作費拍了一部電影，然後將其拆分為兩部。當然，1、2部是同期拍攝的，2部的後期製作是在1部上映後完成的。然而，1部的票房表現遠低於預期。
這其實在情理之中，雖然策劃製作是在新冠疫情之前，但院線上映時已經是疫情創傷尚未癒合的2022年7月。由於第一部票房受挫，第二部註定會延遲。當時損益平衡點約為730萬觀影人次，但累計觀影人數僅為154萬。2024年上映的第二部同樣需要動員700萬以上觀眾，但累計觀影人次僅為140萬。這意味著即便看過第一部的觀眾也沒有全部去看第二部。如果第一部引人入勝，第二部理應吸引更多觀眾，結果卻適得其反。即便到了2024年新冠疫情轉為地方性流行（Endemic）時期，結果依然慘淡。
除了內容本身的原因外，媒介消費環境的變化也是失敗因素。從內容本身來看，雖然結合了外星人概念，但比起科幻片（SF），它更接近於穿梭於現代與傳統社會的融合奇幻片。特別是將外星人定義為“妖怪”角色似乎更為貼切。這就像《權力的遊戲》不是科幻片一樣。策劃當時，以K-Pop為首的“世界觀”設定曾顯得十分新穎，但到了2024年上映時，這一潮流早已過去。由於沒有采用觀眾熟悉的演員，而是嘗試了全新的設定和角色，在票房上存在不利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看，首先，在地方性流行後，電影院不再是潮流聚集地。過去，在綜合影院（Multiplex）與家人共度時光可能很時髦，但經歷了傳染病疫情後，人們迎來了決定性的轉變契機。早已內化的螢幕壟斷、多樣性消失、票價與OTT（流媒體）消費、休閒文化變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最終集中爆發了。
電影《希望》雖然是在韓國電影繁榮的氛圍中被策劃為綜合影院型大片，但卻是在新冠疫情及隨之而來的影院萎縮氛圍中製作完成的。或許正因如此，它與上述作品有所不同。雖然像李舜臣三部曲一樣進行了分段策劃，但並非像《外星+人》那樣預先規劃好1、2部並同期拍攝。該片採取的是根據第一部的票房結果再決定是否製作第二部的方式，這依然可以說是非常冒險的。電影《外星+人》或許本更適合電視劇體裁，因為其世界觀和內容格式對電影版塊來說過於沉重。嘗試10集左右的季播劇模式或許會更好。
相比之下，電影《希望》因其劇情非常簡潔，看起來更符合電影格式。某種怪物突然出現在村莊裡，為了擊退這種怪物，村民們不分彼此地挺身而出。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村民們是否能齊心協力應對尚不可知。或許它展現的是我們所丟失的過去那種共同體感性。
正因如此，即使是非軍事區內的一個虛擬村莊，其時代背景也讓人聯想到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正如“滅共”一詞在村莊各處可見，這似乎反映了威權時代那種更加團結和凝聚的組織文化。然而，電影並沒有停留在過去，因為它融合了多元文化主義。那些被視為入侵者的外星人，後來發現其實有其緣由。如果他們能找到希望並解決問題，對於村民來說也會成為希望。
如果在第二部中能夠妥善構建故事線，那麼某個人的希望或許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希望。戛納電影節將該作品列入了競賽單元候選名單。要知道，這還是一部尚未完結的作品。如果第二部完結時，戛納電影節再次邀請該作品，屆時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評價。這完全取決於韓國觀眾的手中。
大眾的選擇也是如此。羅泓軫導演在採訪中表示，對於續集確實不知道會怎樣，這既是一種高明的戰略，也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由觀眾自己決定故事是否持續的時代。新冠疫情前那種大片模式是否能夠生存下去，歸根結底取決於觀眾的口碑與選擇。
作者金憲植從20多歲起就懷著“在文化中存在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道路”的期待，一直徘徊或探索在大眾文化現象的森林之中。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機活躍的21世紀，他依然懷著同樣的信念走在這一條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