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z韓國】韓國明星接連離世並引發外媒關注，這已不再是什麼新鮮事。外媒以各自的視角分析韓國的社會與文化背景，雖然其中有中肯之處，但似乎仍有需要補充的地方，而這些補充對於防止悲劇重演至關重要。
2023年12月，當電影演員李善均離世時，外媒之所以高度關注，是因為他是電影《寄生蟲》的演員。英國BBC分析稱，“韓國對藝人有著‘高水平’的道德要求”，並補充道，隨著吸毒嫌疑被曝光，他此前良好的聲譽受到了沉重打擊。也就是說，輿論往往聚焦於個人的“道德”或“名聲”來進行評價。
法國《解放報》透過一位在韓國大學任教的法國人之口，指出了韓國社會的特殊性。成均館大學教授安託萬·科波拉（法國電影史）表示：“在韓國，名人長久以來一直肩負著必須樹立榜樣的責任。”他設前提稱法國人可能無法理解，並解釋道：“韓國存在一種清教徒主義，即認為一切公開發表的內容都必須符合社會公理。”
《解放報》還提到，電影人往往在“道德祭壇”上被粉碎。該報以演員金敏喜和洪尚秀導演為例，認為金敏喜之所以無法在韓國國內開展活動，只能出演洪尚秀導演的作品，正是因為這種近乎宗教教條的道德準則。其解讀是，由於明星沒能起到模範作用，從而遭到了嚴苛的抨擊。
關於演員金賽綸，也有類似語境的外媒報道。當憑藉電影《旅行者》在海外受到矚目的金賽綸離世訊息傳出時，美國《紐約時報》引用專家的分析稱，“名人的受歡迎程度往往取決於無可挑剔的名聲”。CNN則分析道：“一種期待（名人）行為必須完美的氛圍在起作用。”報道中還將惡意評論指向為死亡的背景，而這與名聲、形象及道德緊密相連。簡言之，名流必須獲得道德和倫理上的正面形象及良好聲譽，否則就會如BBC所指出的那樣，引來惡意評論。
這些分析雖然言之有理，但深入剖析案件會發現，問題更為多維。讓明星走向絕路的不僅僅是惡意評論本身，還有涵蓋這些評論的媒體報道的草率與不負責任。這不僅是媒體的問題，更是韓國社會的文化心理使然。在韓國社會，人們關心的並非名人個人的道德或倫理，而僅僅是擔憂“腐爛的蘋果”會波及周邊。這或許是因為共同體的文化價值觀過於強烈。
在韓國社會，當名人引發爭議時，會觸發一種獨特的心理機制。首先，人們認為名人的言行會影響大眾。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由於名人的影響力巨大，人們認為其他人會效仿。特別是擔心青少年會受到大眾文化明星的影響。金賽綸的酒駕或李善均的吸毒嫌疑便屬於此類。僅僅是嫌疑，輿論便會產生敏感的反應。
另一方面，人們認為為了社會正義，對引發爭議者進行譴責是正當的。這種想法認為，如果犯了錯，就必須接受與之相應的公開辱罵。這也是惡意評論出現在入口網站等公論場的理由。在這種背景下，媒體報道也往往輕易忽略個人權利和隱私，認為只要目的正當，手段可以忽略。
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針對“不夠端莊”的年輕女性態度的內容極易傳播。如果同樣的言行出現在書中而非社交媒體上，指責聲或許會輕一些。韓國國土狹小、人口稠密，且媒體渠道多元，有些人對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感到更加擔憂，這便輕易地轉化為惡意評論或煽動性的黃色新聞。
最近，笑星李秀智的“大峙媽”模仿影片引發了巨大話題。然而，火苗卻燒到了錯誤的地方。由於實際原型被推測為演員韓佳人，導致韓佳人的YouTube頻道遭到了大量惡意評論攻擊，最終不得不刪除了相關影片。韓佳人根本不住在大峙洞，卻因“大峙媽”的標籤飽受惡評。一位母親的行為，即便在刑法甚至民法上都毫無關聯，難道就必須遭受惡意評論的洗禮嗎？
21世紀的媒體環境與20世紀大不相同。如今，大眾已不會輕易受到名人言行的直接影響。因此，沒必要透過惡意評論、YouTube影片或新聞報道對他們進行輪番轟炸。大眾既聰明又冷靜。如果名人超越了簡單爭議而實施了嚴重犯罪，大眾會做出相應的應對。在這種情況下，明星的票房號召力也無法奏效。如果有人引發爭議並受到懲罰，與其阻礙其演藝活動，不如將其交給市場。這才是文化民主主義的力量。我們應當相信這份力量。
作者金憲植從20多歲起就懷揣著“文化中藏著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之路”的期待，一直在大眾文化現象的森林中探索。即便在人工智慧與量子計算機活躍的21世紀，他依然堅守著同樣的信念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