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在即將於3月15日舉行的第98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瑪吉·姜（Maggie Kang）導演的動畫片《K-Pop Demon Hunters》入圍了最佳原創歌曲獎和最佳長片動畫獎兩項大獎。樸贊鬱導演的《無可奈何》（Can't Help It）遺憾未能入圍。輿論對此褒貶不一，也有人認為奧斯卡對樸贊鬱導演冷落了。
然而，還有一部作品甚至未被提及，那便是奉俊昊導演的《米奇17》（Mickey 17）。作為奉俊昊繼2020年憑藉《寄生蟲》橫掃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等四項大獎後的新作，該片在製作前就引發了極高期待，如今的處境與其形成鮮明對比。曾有評論認為該片至少能瞄準視覺效果獎，但最終連預選名單都沒能進入。
這讓人思考：投入鉅額製作費並不等同於作品性、大眾性與卓越視覺效果的保障。其核心原因可能在於“文化交叉性”。當觀眾能夠共享的普遍世界觀與特殊情境產生交集時，才能帶來共鳴與差異化，而這些作品沒能做到這一點。
《K-Pop Demon Hunters》雖然以在韓國活動的K-Pop女團Huntress為主角，但基本採用了普遍的音樂劇動畫型別與神秘學（Occult）形式。在此基礎上，將自我發現與反省、傷痛與治癒、克服與成長等主題意識完美融入音樂中，不僅K-Pop粉絲，連普通觀眾也能充分共鳴。Rosé的《APT.》也是如此。它在二重唱的合作方式中融入了老派流行樂風格，並結合了韓國的酒桌遊戲文化，特化了流行音樂中少見的歡快感。這在電影《寄生蟲》中也能看到。
有觀點認為《寄生蟲》的成功是因為全球觀眾對高度增長的韓國貧富差距問題產生了興趣。但世界人民真的那麼關注韓國嗎？如果《K-Pop Demon Hunters》只是一味強調韓國，恐怕不會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它之所以能引發共鳴和沉浸感，是因為它沒有刻意凸顯“韓國特色”，即在沒有“韓國主義”的前提下，從文化普世性的角度描繪了韓國文化。《寄生蟲》之所以能引起關注，是因為它在韓國的具體語境中，辛辣且悲劇性地諷刺了全球人民共同目睹的貧富差距問題。因為它雖帶有韓國色彩，卻具備普世價值，從而贏得了作品性和大眾性的認可。
那麼，《米奇17》的問題出在哪裡？這就好比美國導演以韓國為背景拍攝了一部潮流劇，而且還是部浪漫喜劇。好萊塢是擁有頂尖科幻世界觀和技術積累的地方，韓國導演挑戰了自己難以駕馭的規模。反之，如果像音樂劇《也許是幸福結局》那樣，以韓國為背景處理近未來題材，反而會更具異域風情，從而發揮出韓國的文化品牌效應。
如果《米奇17》能結合韓國背景、科幻型別與多元文化，結果或許會不同。因為奉俊昊導演擅長深入挖掘韓國現實的矛盾，並運用幽默與諷刺手法，這一點非常突出。透過韓國走向世界的方式本應如此。但《米奇17》中不僅展現了“去韓國化”，在從美國轉移到太空空間、透過外星角色來實現複製人勞動環境的過程中，也未見奉俊昊導演特有的寫實主義和細膩的導演功力。
樸贊鬱導演的《無可奈何》在勞動的世界觀層面缺乏共同點，難以獲得共鳴。被解僱後接連殺害新工作求職者的內容，至少在英美圈的勞動環境下是不合邏輯的。英美圈重視僱傭靈活性，跳槽是常態，終身職位的概念很弱。管理職業生涯、隨時尋找新工作被視為理所當然。除了樸贊鬱導演的藝術美學和執導能力外，如果觀眾無法共鳴電影的世界觀，評價必然會趨於嚴苛。為了追求大眾性而採用黑色幽默形式也成了次要的努力。如果能結合多元文化的勞動要素，情況或許會好一些。如果加入了主人公經歷的種族歧視及其導致的勞動疏離感，或許評價會更好。
西方人消費K-Culture並非因為它是“韓國製造”，也不是因為我們積極接受了他們的文化。只有當普世性與特殊性符合現代的關注點，即與文化世界觀及潮流感完美交織時，觀眾才會做出選擇。當然，如果我們自己覺得《米奇17》和《無可奈何》非常優秀，也無需過於在意他們的評價。
作者金憲植（音）從20多歲起就懷著“在文化中尋找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之路”的期待，穿梭於大眾文化現象的森林。即便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機活躍的21世紀，他依然秉持同樣的信念走在這一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