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在去年年底國會聽證會結束約3個月後，Coupang代理執行長哈羅德·羅傑斯（Harold Rogers）終於踏上了凌晨配送的現場體驗之路。羅傑斯親自配送並回收生鮮保鮮袋（Fresh Bag）的場面被公開，引發了關注。然而，由於此次體驗並非在勞累過度爭議嚴重的“Quick Flex”配送點進行，而是與直聘員工“Coupang朋友（Coupang Friend）”一同完成的，因此有批評指出其未能充分反映現場的真實情況。
聽證會後時隔3個月的凌晨配送體驗
本月19日，Coupang代理CEO哈羅德·羅傑斯親身體驗了凌晨配送現場。據Coupang透露，羅傑斯從19日晚8點30分到20日上午6點30分，在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區一帶執行了配送任務。
此次體驗是針對國會聽證會上提出的“缺乏現場理解”批評所採取的後續措施。去年12月，在國會科學技術資訊廣播通訊委員會聽證會上，共同民主黨議員廉泰英（音譯）曾提及凌晨配送員的死亡案例，對Coupang的工作環境問題提出了質疑。
當時，廉議員提出“讓我們親自體驗一下夜間配送的艱辛”，羅傑斯回答稱“我有過類似經歷，希望與議員一同嘗試”。Coupang方面表示：“此次凌晨配送體驗是為了履行在國會的承諾並加強信任而進行的。”
原本預計在聽證會結束後立即進行的體驗，在約3個月後才得以落實。這被認為是由於實務協商過程中日程和條件協調延遲所致。廉議員透過個人社交媒體表示：“由於Coupang多次要求推遲並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導致原定共同參加的同事議員們未能參與，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羅傑斯與廉議員在城南野塔Coupang物流（CLS）配送營地完成安全教育和裝車工作後，分別與Coupang直聘配送員“Coupang朋友”同車進行了配送。據悉，他們在城南中院區一帶的公寓、別墅和獨棟住宅間完成了配送工作。體驗內容涵蓋了分揀、裝車、配送以及生鮮保鮮袋的回收與歸還。
在正式體驗前，羅傑斯還於12日在城南附近的Coupang營地進行了預演。他提前熟悉了物流分類、裝車和配送路線等準備工作。羅傑斯表示：“我為包括配送人員在內的所有員工感到自豪，未來將竭盡全力營造安全且先進的工作環境。”
體驗物件非Quick Flex，被指“未能反映現實”
針對此次體驗，外界也傳出了一些遺憾的聲音。因為體驗並非與勞累過度問題最為集中的“Quick Flex”司機一同進行，而是與直聘配送員“Coupang朋友”共同完成。
Coupang的配送人員主要分為直聘的“Coupang朋友”和以委託形式運營的“Quick Flex”司機。Coupang朋友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有一定保障，而Quick Flex司機作為個人經營者，屬於間接僱傭，往往難以適用《勞動基準法》。
正因如此，業內一直批評勞動強度和勞累過度問題主要集中在Quick Flex司機身上。據快遞工會透露，近期因過勞引發的死亡案例大多發生在Quick Flex群體中。
快遞工會表示：“雖然無法否定親自體驗現場這一嘗試本身的意義，但此次體驗在未能真實反映因過勞而倒下的快遞員現實這一點上，表示深深的遺憾。”
工會接著指出：“羅傑斯代表和廉泰英議員每人配送了約150件貨物。工會核實後發現，這並非該區域的全部貨量，僅是一部分，剩餘工作由其他勞動者分擔。配送過程中還安排了兩次各30分鐘的休息時間。Quick Flex快遞員在這種條件下根本無法工作。在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全天所有貨量的結構下，他們根本不敢休息，只能不停奔波。”
廉議員在體驗後也提到了現場的差距。廉議員解釋稱，他此前曾單獨與Quick Flex司機體驗過夜間配送，“當時配送量約為340件，遠多於此次體驗，且在沒有休息的情況下連續作業。Quick Flex司機甚至片刻不敢休息，在小巷和樓梯間奔波。在這種必須完全依靠個人勞動換取收入的結構下，勞動強度必然極高。”
廉議員表示，在體驗過程中，他向羅傑斯展示了真實的現場影片，並轉達了關於勞動強度和工作環境的問題。他特別指出，即使配送量增加，收入也不會改善的結構問題，並強調了落實“保障夜間適度工作時間”和“排除分揀作業”等社會共識的必要性。
Coupang方面表示：“未來將積極傾聽配送現場的聲音，並帶頭改善員工工作條件和保障健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