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半導體行業的超強繁榮,反而給三星電子005930的勞資雙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緊張氣氛。由於與競爭對手之間的薪酬差距引發的不滿情緒達到臨界點,工會乘勢壯大並形成了多數派工會。作為法定的員工代表,工會提出了不依賴上級工會、僅維護員工權益的務實主義方針。在創紀錄的業績背景下,對薪酬原則的質疑,以及武裝了實用主義的新型工會的登場——在三星從未走過的路上,這次罷工將走向何方?
在持續50多年的三星“無工會經營”原則終結後,三星電子工會即將進行第二次罷工。2024年7月的罷工雖然具有史上首次全面罷工的象徵意義,但實際參與人數僅限於5000人左右。提出了利潤分享與公平薪酬的工會表示“這次與以往不同”。這次在半導體超級週期中爆發的矛盾,超越了簡單的勞資糾紛,向市場和社會丟擲了“誰該拿走多少”的問題。

“萬年老二”的反叛與“比較優勢”的喪失是矛盾誘因
外界認為,此次矛盾的導火索始於“勁敵”SK海力士000660的舉動。去年9月,SK海力士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將營業利潤的10%作為超額利潤分配金(PS)的來源,並徹底廢除了此前鎖定為基本工資1000%的支付上限。
半導體行業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激烈爭奪人才的領域。在不景氣時期,雖然因維持就業而節奏放緩,但隨著高頻寬記憶體(HBM)需求的激增,2024年前後人才爭奪戰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下,率先搶佔HBM市場的SK海力士推出了超常規的薪酬方案,這使得三星電子內部的比較心態轉化為剝奪感。記憶體事業部的一名工會成員A某吐露道:“過去還能靠著‘三星依然最強’的自豪感堅持,但現在對於技術能力和薪酬待遇被超越充滿了危機感。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的價值在市場上如何被評價的問題。”
隨著半導體行業的繁榮,有預測稱SK海力士的績效獎金最高可達7億韓元,這種情緒在三星電子內部迅速蔓延。三星集團超企業工會三星電子分會委員長崔承浩(音)表示:“成員們支援工會的主要動力是對薪酬體系的不信任感以及相比競爭對手產生的剝奪感。創造了業績卻無法獲得正當補償的認知在不斷積壓。”去年12月的首次談判會議紀要中也記錄了工會的發言:“如果不修改績效獎金的計算公式,今年的獎金可能僅為競爭對手的八分之一。”

此外,還有聲音指出,即便在首次罷工之後,公司仍未將工會視為實質性的對話夥伴,這也構成了矛盾的基礎。在24小時、365天不停運轉的半導體生產線上,實行三班倒工作的員工們甚至無法自由休年假,而公司卻僅僅將他們的“犧牲”視為成本。
在談判中,工會拒絕了資方提出的方案,包括僅在營業利潤創新高時才支付的“吉尼斯條件”或股票支付方案等。崔委員長主張:“所謂按職級實行差異化薪酬的方案,被認定為意圖分化成員的手段。在最後一次談判時,資方聲稱今年的營業利潤不到200萬億韓元,這甚至不到市場預測300萬億韓元的2/3。這是透過壓低資料來縮小補償規模的明目張膽的‘欺詐式談判’。”
內部差異、合作方疏離與國民情緒的“脫節”視角
在勞資雙方持續“針尖對麥芒”的對峙中,組織內部和產業生態系統整體也感受到了微妙的立場差異。即使在三星電子內部,各事業部的體感溫度也不盡相同。負責半導體的DS部門與非DS部門之間的盈利能力和地位差距正在擴大,加之工會的組成及要求主要集中在DS部門,外界認為這未能獲得充分的共鳴。DX部門的一位科長級員工表示:“公司整體業績確實很大程度上依賴半導體的繁榮,因此有必要調整利潤分配方式,但未來對於其他業務領域有什麼戰略,需要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與外部視角的脫節也不容忽視。作為國內高收入階層的三星電子員工發起罷工,普通上班族的反應並非全是支援。在中堅企業工作的上班族B某表示:“雖然理解基於業績要求的薪酬訴求,但這難道不是作為國核心心大企業的三星電子,尤其是其核心半導體生產線才可能有的舉動嗎?如果結果是每年數億韓元的績效獎金,很難從普通薪資的上班族那裡獲得共鳴。”

不過,也有反駁意見認為不能僅僅將其視為利己主義。國內某20強企業30多歲的員工樸某表示:“上位企業的薪酬水平提升,也有助於帶動整個產業工資標準上升的側面,這不是單純‘過度要求’的問題。”
半導體生態系統的下游結構也處於此次罷工的影響範圍內。三星電子的半導體生產鏈連線著1000多家一級供應商,如果包括二、三級則超過1700家企業。三星電子合作公司相關人士指出:“如果上游生產停止,最先受到打擊的是合作公司及其員工。三星電子的成果會部分分享給合作公司,對於僅僅停留在上游內部的討論結構,質疑的聲音也會越來越大。”
罷工在即,前所未有的緊張感……難道沒有替代方案嗎?
此次罷工預告所營造的危機感,與2024年約5000人參與的短期罷工有著本質區別。工會預計此次將有3萬至4萬人規模的大部隊參與。彭博社等外媒也在報道三星電子的利潤分配矛盾,並關注這場大規模利潤共享要求在未來投資財源保障與股東價值提升之間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專家們一致認為,超越情感對立,薪酬體系的“系統化”已刻不容緩。世宗大學經濟學教授宋憲載(音)分析稱:“此次罷工預告比2024年時的危機感嚴重得多。必須將其作為在全球霸權競爭中韓國半導體生存的‘系統問題’來處理。”
宋教授提出的替代方案包括:績效獎金計算標準的客觀化、在經營業績惡化時共享風險的“區間型利潤共享制(Cap·Floor·Clawback)”,以及常設由勞資及外部專家參與的“獨立仲裁委員會”。他接著補充道:“企業不停滯創新,勞動者正當地享受其成果,唯有建立這種良性迴圈結構,才是韓國經濟克服浪潮的唯一途徑。”
三星電子在30日的第一季度業績釋出電話會議上表示:“將優先推進與工會的對話,尋求圓滿解決,同時也正透過專門組織和應對體系,確保不發生生產缺口。”這被解讀為在保留對話大門的同時,暗示了為應對罷工實際發生而啟動供應鏈連續性計劃(BCP)。但現場有不少聲音認為,“鑑於無塵室工藝的特性,熟練人員空缺完全無法補齊”。
工會正強烈抗議政府和經營層的壓力。針對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金正官(音)27日的發言,工會發表抗議書稱:“改善半導體人才待遇即是國家利益。政府應摒棄雙重標準,投身於確保人才主導權的預見性投資和環境建設。”此前,金部長在記者會上表示:“半導體是如果不能持續大規模投資就無法生存的結構”,對罷工表達了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