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op：奇怪國度的偶像
前偶像造訪國會：“請阻止K-Pop的畸形增長”

[비즈한국] K-Pop已成為韓國最頂尖的出口商品。然而，光鮮亮麗的背後也有著深重的陰影。作為K-Pop象徵的偶像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髮掘，經歷了嚴苛的練習生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權和人權往往被無視。那些連出道機會都沒能得到的無數練習生們又該何去何從呢？Bizhankook透過《K-Pop：奇怪國度的偶像》系列報道，旨在指出K-Pop在成長過程中被忽視的問題，並從多角度探討替代方案。我們相信，只有打造K-Pop的人們變得健康，享受K-Pop的人們才能變得更加幸福。

探討兒童與青少年文化藝術工作者，即未成年偶像人權現狀的國會討論會舉行了。這是一個為了讓K-Pop相關從業者說明練習生人權問題和不公正待遇，並尋求建立制度性安全裝置而設立的場所。

本次討論會於30日在首爾汝矣島國會議員會館舉行，主題為“走進國會的偶像，K-POP成功背後被掩蓋的兒童與青少年勞動及人權”，由共同民主黨議員李基憲、金俊赫、樸秀賢、任美愛、張哲民以及“兒童青少年媒體人權網路”共同主辦，由“Bizhankook”提供贊助。韓光媒體勞動人權中心主任金英民擔任主持人，方敏洙（前Teen Top成員）、盧惠蘭（前布萊瓦女孩成員）、許有晶（前短髮組合成員，現K-Pop研究員）等前偶像直接參加了討論會，並對活動當時經歷的情況和困難進行了生動的證言。

方敏洙強調，應當給予偶像最基本的“月薪”。他解釋道：“大多數偶像在簽署專屬合約後，必須靠300萬韓元的定金維持7年的衣食住行。無法進行任何經濟活動。大多數人只能被迫向父母借錢。”他隨後主張：“在7年的專屬合約期後，偶像若想嘗試任何事情，至少需要能夠解決衣食住行的經濟補償。”

盧惠蘭回憶說，偶像作為“乙”方，只能在經紀公司塑造的模式下成長，缺乏自生能力。她表示：“無法表達個人意見，只能完全聽從公司的決定。我認為，在宿舍生活的同時，在沒有手機、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難以實現自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容易讓本人的意見或想法被埋沒的環境。”

許有晶進行了關於兒童青少年偶像練習生管理中教育缺失的發言。她特別指出，現行的偶像培養系統中，缺乏專業知識的工作人員卻在履行各種角色並進行教育。她呼籲道：“由於缺乏專業教育人員，偶像練習生經歷了不公正的待遇和壓迫。這導致偶像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受到損害。”同時，她主張需要進行制度性的改善，包括△未成年練習生的保護救濟 △系統性教育的必要性 △偶像練習生健康檢查等。

在隨後的個人討論環節中，全多賢（Bizhankook記者）、李鍾任（文化連帶執行委員）、盧宗言（法務法人Existence代表律師）、趙正熙（國家人權委員會兒童青少年人權科長）、金賢木（文化體育觀光部大眾文化產業科長）以及娛樂公司相關人士等K-Pop產業各領域的討論者參與了會議。

首先，全多賢記者說明了6個月來的採訪過程和偶像人權案例。她列舉了△未成年練習生遭受的性暴力 △無償勞動 △被忽視的身體健康等實際案例，指出無法準確掌握練習生現狀是最大的問題。她指出：“文體部目前並不知曉練習生的確切人數。文化體育觀光部發布的報告並非準確資料，僅展示了響應問卷調查的註冊企業的回答。”她還指出了教育部對偶像現狀管理鬆懈的問題。同時強調，應參考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兒童勞動法等國外現行法律，改善韓國國內對兒童勞動的認識。

文化連帶執行委員李鍾任對2016年與2024年偶像人權狀況幾乎沒有區別表示遺憾。同時，她說明了相關部門針對兒童青少年偶像現狀進行定期現場調查和資料收集的必要性。她說：“需要彙總娛樂行業和教育部等各方的意見。希望政府務必獲取具體的現場調查和具體資料。”

盧宗言律師審視了偶像的法律地位問題。他將偶像比作既是藝術家，又是為經紀公司創造收入的商品。並補充說，在專屬合約上很難將其視為勞動者，這是一種特殊的合夥合約形式。他表示：“實際上處於權力的上下級關係，在屬於公司並受公司控制這一點上，似乎也帶有部分勞動者的性質。”

他強調，為了讓這樣的偶像作為人能夠守護最起碼的尊嚴，需要安全裝置。盧律師補充道：“如果未支付的結算金得不到保護，經紀公司或公司代表必須償還或承擔責任。應當建立提前支付相當於最低工資標準的金額的機制。”

國家人權委員會兒童青少年人權科長趙正熙訴苦道：“偶像練習生的睡眠權、休息權、學習權等方面存在很多侵害。教育部和文體部雖然多次提出了建議，但被採納的並不多。”同時強調，針對兒童青少年進行法律修訂是必不可少的。

文體部科長金賢木解釋道：“政府也在努力制定被建議的指南等法律制度，但現場可能認為還不夠。”並表示：“正如加利福尼亞州勞動法也是自1932年制定以來經過長時間發展才紮根一樣，政府也會持續付出努力。”對於藝人權益未能得到改善，他表示：“練習生、偶像、經紀公司等立場不同，難以達成一致意見。雖然經紀公司在過去10年裡規模有了很大增長，但認識仍停留在徐太志和孩子們或H.O.T等時代。經紀公司也需要進行認知上的轉變。”

當天討論會上，一位匿名娛樂行業相關人士也出席並進行了反駁，引人關注。該人士主張，針對兒童青少年文化藝術工作者的人權，經紀公司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他解釋說：“因為小學一年級也有練習生，所以經紀公司會委託補習班進行教育直至初中一年級。他們與普通學生一起學習，進行培養社會性的課程。另外，為了不放棄學業，設定了最低成績限制。例如，中學生朋友可以保持最低等級，也會進行成績管理。”

全程聽取討論的民主黨議員李基憲強調：“人首先得活下去。為了守護最基本的權利，必須保障‘生存權’。《大眾文化藝術產業發展法》（大眾文化產業法）修正案在第21屆國會時因未透過法制司法委員會而被廢棄，在第22屆國會一定要透過，確立起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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