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K-Pop已成為韓國頂尖的出口產品。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背後,陰影也同樣深重。作為K-Pop象徵的偶像們,年紀輕輕便被選拔,經歷著嚴酷的練習生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權和人權往往被忽視。那些甚至沒能出道的無數練習生們,又會有怎樣的命運呢?Bizhankook透過“K-Pop:偶像夢幻國度”系列報道,旨在剖析K-Pop在增長過程中被忽視的問題,並從多角度探討替代方案。我們堅信,只有打造K-Pop的人們變得健康,喜愛K-Pop的人們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大多數偶像練習生都是未成年人。出道時也是如此。近來,出道年齡變得越來越小。想要成為偶像,實際上必須放棄學業。升入高中、大學已不是問題所在,連義務教育都難以正常完成。由於練習往往持續到凌晨,在家裡得到“養育”的時間也少之又少。這也是為什麼在偶像與經紀公司的糾紛中,“父母”總被提及的原因。對於父母而言,偶像也僅僅是“孩子”而已。
偶像父母所面對的K-Pop產業是什麼樣的呢?我們採訪了Highlight(前Beast)成員孫東雲的父親、清州大學名譽教授孫一洛,聽他講述了其中的故事。

遞上15年奴隸合同的經紀公司們
“東雲”是一個格外善良誠實的忙內(老么)。得益於重視禮儀的父親,他從未走過彎路。孫一洛教授回憶起東雲的童年,“每個見到他的人都會說‘真漂亮’,這樣的話聽過很多”。他唱歌也唱得很好。很多人看到他那比同齡人顯得成熟的外貌後,都會眼裡閃著光遞上名片。
因為兒子很早就展現出過人的“藝人”資質,忙碌起來的成了父親。“有時會有人突然遞來合同。雖然因為覺得受到認可而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也感到擔憂。即便是不太熟悉的領域,法律層面的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


孫教授開始了“娛樂圈學習”。他利用自己的一切人脈,找到了演藝專業律師。即便是在當時,也沒有所謂的練習生標準合同。東雲當時透過了被稱為業內最大型經紀公司的選秀。
“我收到了一份大約30頁厚的驚人合同。合同期限基本為15年。當然,這是以出道後為基準的。一旦簽約,意味著要到40歲才能脫身。根本沒有所謂的標準條款。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奴隸合同’。”
雖然對娛樂圈不太瞭解,但這並不代表他不懂世事。孫教授告訴經紀公司,“為了審閱合同,我需要攜帶律師同行”。公司拒絕了這一要求。
“收益分成問題也非常模糊。合同中完全沒有考慮藝人或其家屬立場的條款。”儘管抓住了成為知名經紀公司“練習生”的機會,孫教授還是放開了這隻手。
原本乖巧的東雲在學校裡卻總是睡覺……
東雲後來進入了另一家經紀公司。那是一家如今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大型經紀公司。“當時那家公司剛成立不久。也許正因如此,合同並不嚴謹。內容說是隻負責‘練習’,且所有費用均由經紀公司承擔。也沒有提到出道後要結算這些費用。從某種角度看,他們當時也非常‘單純’。當然,後來確實有人聯絡說要修改合同(笑)。”
14歲。東雲成為了“練習生”。他每週進行40個小時的練習勞動。從聲樂訓練、舞蹈、人品教育到外語教育……孫教授將東雲的練習生時期稱為“重體力勞動”。去學校之後再去練習室,回到家後倒頭就睡。
“每週40小時的練習,是無法想象的重體力勞動。光是舞蹈就有3種以上的課程。精神壓力也很大。學校生活自然很困難。”
初中雖然是義務教育,但已無法進行正常的學業。疲憊不堪地去學校,往往趴在桌子上睡覺。自然而然,同學關係也破裂了。那種從好奇心轉變為無視的過程,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朋友們對每天疲憊不堪只會睡覺的東雲不再感興趣。連一起吃午飯的朋友都沒有了。

孫教授每天都會去接練習結束的東雲。深夜回到家,看著終於睡著的孩子,那段時光是他最幸福的時刻。東雲確實很有天賦。他一直教導兒子,無論做什麼,都不要放棄,要努力到最後。雖然也有心碎的時刻,但不能在兒子面前表露。有一天,當他脫下孩子像往常一樣倒下睡著後的襪子時,一股濃重的鐵鏽味撲鼻而來。腳上全是血跡。至今那個場景仍歷歷在目。
練習生們接受了“人品”教育,但經紀公司的職員們卻不然。很多時候,他們對孩子們進行暴力的教育。“爸爸,我會再忍一百次。不,一百次很快就過去了,我會再忍一千次。”年幼的東雲這樣說道。
空著肚子去練習室,練習到深夜的生活不斷重複。一千次轉眼即逝。下班總是凌晨。在看不到盡頭的輪迴中,兩年過去了。東雲放棄了“出道”。
“間接目睹了業內的不公,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跟我說,‘爸爸,我不想再當藝人了’。這對於未成年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處境。放棄練習生身份,是我們家中的重大沖擊。”
放棄練習生後,東雲能選擇的道路並不多。因為他已經走得離同齡人太遠了。“我認為現在重新開始學習並正式考入大學很困難。我把未來都押在了歌手身上,現在放棄的話,似乎什麼都做不了。儘管如此,他還是重新開始了學習。”
被奪走的‘Beast’
這難道就是天生藝人的宿命嗎?東雲無法回到平凡的生活中。高二結束時,他又進入了經紀公司。2009年,東雲作為偶像組合“Beast”出道。雖然歷經曲折,但Beast很快站上了頂峰。每張專輯都是“熱銷”。2011年發行的《On Rainy Days》等歌曲至今仍在音源榜單上徘徊。

在維持了頂級偶像地位後,Beast決定與經紀公司“告別”。這是在出道約7年後發生的事情。“在藝人待遇和結算問題上確實有一些不滿。也會發生與別的經紀公司進行對比的情況。”
當時也沒有“協議”結算的慣例。決定在哪裡花多少錢、怎麼花,並不是藝人的權利。連發票一次都沒見過。“我認為,藝人在取得一定成功後,理應獲得‘成功獎勵’。即便獲得了成功,原有的合同依然照舊,這自然會產生不滿。”
雖然“圓滿”履行了7年的專屬合同,但想要離開公司並不容易。想要繼續組合活動更是如此。成員們齊心協力成立了“獨立公司”。雖然粉絲和成員依然如舊,但再也不能使用“Beast”這個名字。名字即是組合的身份。粉絲群也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們依然是Beast,但卻不是Beast。
“其實當時這樣的糾紛案例很少。從常識和法律層面來看,我認為歌手名字的所有權屬於歌手本人。雖然法律諮詢的結果也比較樂觀,但我們無法提起訴訟。因為那樣的話,在那段時間裡就無法進行活動了。最終只能放棄名字。”
在“韓流”浪潮剛剛向外擴充套件的時期,失去名字是“致命傷”。“這就好比重新起個名字再次出道。國內粉絲瞭解情況,但海外粉絲群幾乎土崩瓦解了。損失非常嚴重。”
孫教授認為需要大局觀。“披頭士樂隊更換經紀公司時,並沒有被奪走‘披頭士’這個名字,不是嗎?真心希望以後發生這類問題時,經紀公司方面能為了韓流的未來,從大局出發給予體諒。”

在父母眼裡,他們不是偶像,只是‘孩子’
孫一洛教授將想對兒子嘮叨的話寫進了書中。“起初雖然有困難,但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功。隨著成功,我越來越難以見到孩子。因為日程安排太多,只能住在宿舍裡。和孩子交流的方法也沒有。孩子開始了晝夜完全顛倒的生活。於是,我在賽我網(Cyworld)上留下了想對兒子說的話。”
孫一洛教授在賽我網上留下的文字很快獲得了名氣。孫教授將這些文字編纂成冊,出版了名為《為迷戀夢想的青春應援》的書。其背後隱藏著作為偶像父母,難以聯絡兒子的愛恨哀愁。

“兒子!爸爸為你最終克服了無數逆境,實現了歌手的夢想而感到高興,也很感謝你。並且愛你。務必在未來為了成為第一名而全力以赴。但是,就算最終沒能成為第一名也沒關係。問題在於你每時每刻活得有多麼熾熱,有多麼誠實,有多麼懂得感恩和愛。”
“既然選擇了成為藝人,雖然並不容易,但也必須以破釜沉舟的覺悟,在言行、態度和形象管理上多下功夫,如果不能處理好私生活管理是不行的。”(摘自《為迷戀夢想的青春應援》)
偶像的生活看起來光鮮亮麗,實則是一個孤獨的職業。現在每當看報紙聽到偶像們不幸的訊息,我的心臟依然會墜入谷底。孫教授這樣定義偶像,“偶像的生活是非常空虛的。需要溫暖的視線。深入瞭解其背後,會發現非常複雜的問題。”
近距離見證了兒子東雲苦難與成就的孫教授表示,需要政策層面的介入。“從練習生到出道後的生活,有無數的孩子,但從政策上來說,他們彷彿不存在一樣。因為練習和出道後的活動而缺席的學校課程,學校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兵役也是如此。並不是要求‘兵役豁免’。入伍的時間與活動時期往往重疊。那麼只能透過偏方推遲。因為‘大眾歌手活動’無法作為延期兵役的理由。大多數人為了推遲兵役只能選擇升入大學。”
他還對標準合同發表了看法。“重要的不是分配比例。如果收益和費用不透明,分配比例就毫無意義。為了實現這部分的透明化,需要相關機構的關注。需要創造出能夠審閱合同的體系,以及讓合同在對等地位上達成的條件。為了韓流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進行思考。政府目前對這些困難置之不理。作為偶像的父親,我感到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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